风格(genre)是一种总结，它关于人、事、和过程。在音乐中，风格是对人们音乐行为、音乐产品，甚至是音乐家本身的称代。在生活中，同样也存在着风格，它是一种社会门类。在这个小破文里，我就暂且管他们都叫风格（尽管听起来有点别扭）。风格不代表硬性的社会条规，它是在文化层面上一种意识形态。
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，
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，
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，
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。
---周云蓬《失业者》
在周云蓬的《失业者》里，关于“零散工”的种种成见不完全来自于某个具体的阶级或者权势人物，而是，来自一种叫作风格的东西。风格让我们产生了成见。当一个农民兄弟，对城市里的下岗职工（后成零散工）说出类似“我们是光荣的农民兄弟”的时候，未尝不是一种伤害，正是“农民兄弟”这个光荣名份所倚赖的社会体制把一个“不光荣”的名份给了“零散工”。
餐厅服务员，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；
仓库保管员，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；
产品推销员，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；
电脑打字员，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。
---周云蓬《失业者》
显然，这些都是风格之外的人，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之外。但是，这些风格之外的人，所作的贡献（最广义的）并不比那些风格之内的人来得少。
我清楚地记得我采访过的那位叫宋小冬的歌手，一个非常敏感且有行动力的吉他歌者。来北京做音乐数年，最让他困惑的就是这个叫风格的东西。他说：“在流行这个圈子我太个性，在摇滚这个圈子我太流行。”
这时候，风格不说明个人立场，它只说明一个或者几个群体的立场。“农民兄弟”有可能只是在单纯地诉说他的骄傲，并不是有意识地为“零散工”伤口里撒盐。同样，那些做着“摇滚”的人也并非恶意刺激着小冬，而只是这个叫“摇滚”的名份、风格在让他觉得被排斥。
下面说说我自己，因为，风格也一直在困惑着我的人生。
我经常在问自己：我是学者么？我是搞音乐的？或者，我是搞艺术的么？关于答案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在中国体制下成长的文科学生，我没有一层层的师门背景，我无从在那种风格里找到一个归宿。我来美国的时候，只是一个热爱兰草音乐的、有着一个工程学位的大学毕业生。我选择了一个主流学科之外的交叉型学科，既不研究传统的“科班”音乐，也不是从事广泛被接受的社会科学。我来到了一个不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的学科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也成了一个“风格之外”的人。
在我的生活里，每当我听见别人神采奕奕的谈论他／她行业内部的一套机制和系统的时候，除了为他／她高兴，我多少有一点失落，这是他／她的风格能带给他的忙碌、荣耀、自豪。而我不属于某个这样的风格。眼望我的周围，我的朋友们大多已经开始进入某个行业工作，享受着这些风格化忙碌、荣耀和自豪，当然，还有不可避免的悲伤。我知道，我并不比他们欠缺智商和情商，只是，我比他们少一个名份、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风格。
当然，有意识地利用风格来欺上瞒下、巧取豪夺的情况也大大地存在着。风格作为社会机制的文化分类，本身就是可以被利用来达到社会管制目的的东西。比如，城管。在我看来，城管是一种典型的在社会管制目的下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类人。社会上有警察、军队，这些是硬性的社会体制；而城管的存在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、软性的文化威慑。小商贩怕城管，不是因为城管能直接把他们定罪，而是，城管宣示了一种“主人们”将他们定罪的可能性。城管的角色，无非是将一顶“扰民者”的帽子戴给小商贩（这顶帽子代表着一种“反风格”），并告诉他们哪种“风格”是必须要遵守的（注意，我说的不是法律）。
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极尽所能地依靠风格来挖苦着他们认为不足为风格的人。很多时候，这些人往往不比被挖苦的人更伟大。他们能站在一个藐视别人、甚至管制别人的位置上，仅仅因为他们背靠着这种叫风格的东西。如同前一阵某位教育“专家”在我的博客上对我进行的指责：“…掩饰不了你在学术圈中的边缘地位。”与此同时，我根本不明白她到底指的是哪个“学术圈子”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立志过要加入她所提到的这个圈子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位教育专家和城管是差不多的，他们的作用都是为社会体制或者他们的主人当喉舌。
这时候，风格就像一个强大的光束，如同在夜晚里，直射入我们的眼中。它不是在为我们照路，而是在宣示着打灯人的霸权。风格还像广场上大喇叭里的声音，它不是在让我们自由地跳舞，而是催我们站成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队形。
夜晚太明亮，我们睡不着，
幸福的人在哭，苦恼的人在笑。
夜晚太明亮，我们睡不着，
幸福的人在哭，苦恼的人在笑。
请把灯关了，请把灯熄了，请把歌停了。
---周云蓬《失业者》
我的朋友们，今后，如果再听到人们对大师的吹捧，对明星的传奇描述，对专家教授崇拜的时候，请别忘了，他们的背后，都有一个叫作“风格”的东西。他们，比起风格之外的人们，多的仅仅是个可以被人们消费的头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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